摘要：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主持了“四海测验”，这次测量共设有27个观测站，“南海”是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由于有关历史记载简略，地理位置尤不具体，因而，这一观测站的具体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成为研究南海史地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从而也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关于“南海”观测站所在具体位置的说法大致有4种：即(1)广州；(2)林邑；(3)西沙群岛；(4)黄岩岛。本文主要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上述4种说法进行考辨，认为“西沙群岛”说较为可取。
    关键词：元代；四海测验；南海；郭守敬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由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了大规模的纬度测量，即历史上著名的“四海测验”。这次测量共设有27个观测站，“南海”是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六年)三月庚戊，敕郭守敬繇上都、大都，历河南府抵南海，测验晷景”。《元史•天文志》除记载：“南海，北极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一尺一寸六分，昼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外，还记载：“而又当时四海测验之所凡二十有七，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朱崖，北尽铁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为者也”。由于有关历史记载简略，地理位置尤不具体，因而这一观测站的具体地理究竟在何处成为研究南海史地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从而也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关于“南海”观测站所在具体位置的说法大致有4种：即(1)广州；(2)林邑；(3)西沙群岛；(4)黄岩岛。前两者在陆上，后两者在海中。本文主要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上述4种说法进行考辨。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置南海郡，治所在番禺(在今广州市)。秦、汉之际为赵佗所建的南粤政权的都城所在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平定南粤以后，复置南海郡[1]，辖境相当今广东江、大罗山以南，珠江三角洲及绥江流域以东。其后境界虽逐渐缩小，但作为政区一直延续到唐代。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将番禺县改置南海县(番禺县后代仍复置)，作为南海郡之治所[2]。南海郡在唐代以后虽未设置，但南海县一直保存到现代。由于这些原因，后代也称广州为南海，如元代大德年间(公元1297～1307年)陈大震等所修的《南海志》[3]，即系广州之地方志。广州可以称为“南海”，这可能是“广州说”最主要的理由，但从以下几点来看，则“南海”观测站显然不在广州。第一，“南海”的北极出地(即当地纬度)为15度，由元制[4]观测值化360°度为14°47′，广州纬度为23°左右，两者相差太大。第二，《元史•天文志》的“南朱崖”这句话指出了“南海”观测站的大致方位。汉武帝在平南粤之后，于元鼎六年，置珠崖郡，“珠”一作“朱”。《汉书•地理志》应劭注：“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间出珠，故曰珠崖”。珠崖郡的治所在都(在今广东琼山东南)，辖境相当今海南东北部地。其后，珠崖虽罢置设置，治所也有过变化，而且在唐代以后不复设置，但“珠崖”仍然作为一个用以指海南岛的古地名使用。“”是超越或越过的意思，《元史•天文志》称：“南朱崖”，就是说这次“四海测验”最南的观测站在海南岛之南。综观“四海测验”的27个观测站，只有“南海”有这种可能，而广州远在海南岛之北，不可能是“南海”观测站所在地。
    “林邑说”主要的依据是《元史•天文志》“仰仪”：“极浅十五，林邑界也”。但姚燧的《仰仪铭》则作“极浅十七，林邑界也”[5]。元以前，在林邑已不止一次地进行过天文测量[6]。《新唐书•天文志》记载林邑的极高是“十七度四分”，据此判断，姚燧《仰仪铭》的记载较为可信，而《元史•天文志》可能是在转引《仰仪铭》时有误。“南海”的极高为十五度，林邑的极高度为十七度，相差两度，单从这一点上来看，还不能说明“南海”与林邑并非一地，因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仪器误差，观测环境和观测人员的影响，出现两度，甚至还多一些误差，也是可能的。但再从以下两方面来看，则“南海”与林邑显然不是一地。一是从地名上来看，林邑，在今越南中南部，元代称之为占城。这一地域，中国史籍从未称之为“南海”。再则该地在元代以前曾多次进行过天文测量，精于天文测量的郭守敬不会不知道“林邑”这一地名，他如果在该地测量，断不会舍“林邑”而用“南海”。二是从史书记载测量的时间上来看，《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丙子，遣太史监候张公礼、彭质等往占城测候曰晷”。“四海测验”是在至元十六年，两者在时间上差距为6年。上述记载也说明“四海测验”时未去占城进行测量，因为如果那次郭守敬已去过，就不会再派人去，由此也可以判断，“南海”不在林邑。
    黄岩岛地处北纬15°08′，与“南海”测点的极高观测值比较接近。但它的岛礁是晚近时期的产物，据C14年龄测定为距今470±95年[7]。由此判断，在距今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潜伏在水中，没有高出海平面，因此，郭守敬不可能去该地测量。
    西沙群岛的纬度为北纬15°47′～17°08′，与“南海”测点的极高观测值比较接近，在数值上出现1°～2°之差，当系仪器误差、观测环境和观测人员的影响所致。下面再从其他方面进一步论述在西沙群岛进行观测的可能性。
    宋代，由于罗盘用于航海，遂促进海上交通的发展。当时，宋朝与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印度、波斯湾沿岸、阿拉伯、东非等地都有海上交通关系。由于南海航行发达，对南海诸岛的地理认识有较大程度的进展，表现在根据珊湖岛和沙洲的形态，开始对南海诸岛进行的命名。首先是12世纪70年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一《地理门•三合流》条称：“传闻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长砂”或作“长沙”，系指珊瑚岛的周围由珊瑚碎屑构成的浅滩和由珊瑚碎屑构成的沙洲或暗沙等。“石塘”系指珊瑚礁。“长砂”、“石塘”是根据珊瑚礁和沙洲的形态，开始对南海诸岛进行命名，当然，这仅是一种泛指。其后，13世纪初编纂的《琼管志》记载：“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舟船往来，飞鸟附其颠颈而不惊”[8]。“长沙”、“石塘”，加上“千里”、“万里”，系形容其岛、礁、洲、滩很多，分布巡阔之意。南海诸岛的面积小而低平，如海拔最高的石岛，其最高处为15.9米，最大的永兴岛，面积也不过1.85平方公里。根据自然界珊瑚礁发展的特点来推测，在宋代露出水面的岛屿和沙洲当较今为少，就是露出水面也较今为小且低，故称其“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这样地描述还是符合南海诸岛的地理特征的。再其后，13世纪20年代，赵汝适在《诸蕃志》的序言[9]中提到当时已有海图，并称此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床”、“塘”音相近，“石床”即“石塘”[10]。《诸蕃志•志物》附载海南条称：“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诸蕃志》之记载与《琼管志》基本相同，惟字句稍有差异，将“千里长沙、万里石床”一带的海域描写成航海的危险地区，要谨守罗针，才能幸免，实与南海诸岛暗礁、险滩较多有关。上述文献记载虽是泛指南海诸岛，但也包括西沙群岛在内。下面再从本世纪70年代在西沙群岛出土和发现的历史文物来看。1975年在北礁发现的三件南朝时期的青釉6耳罐和小杯，时代特征明显，在广东内地的南朝时期的窑址和墓葬里都曾发现过类似的器物。这些日用的生活器皿，都是当时的实用物，不可能长期保存和在社会上流传。它们的被发现证明了：至迟在公元420年～589年期间，我国海洋航船已经到达西沙群岛[11]。1974年在甘泉岛发掘一座唐宋时代居民遗址，次年，再次进行发掘。通过两次发掘，挖出许多文物。其中大量的陶瓷器、铁刀、铁凿、铁锅残片以及吃剩的一百多块鸟骨和各种螺蚌壳，更是我国人民在岛上生活、居住的见证。值得注意的是：瓷器大多数是埋藏在地层上层中下部的珊瑚沙、鸟粪和腐烂的胶结体里面，这说明当时这里已经是生长树木并云集鸟类的岛屿，而不是海中的沙洲[12]。综合文献和文物资料来判断，在元朝以前西沙群岛已有若干岛礁露出水面，且为航路所经，有渔民在那里活动，通过航海与生产的实践，对那里的地理情况如航道、滩险、饮水、锚地等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为元朝在那里测量提供了可能。此外，从“南朱崖”这句话来看，西沙群岛在海南岛的东南，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大致也是符合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西沙群岛说”较其他诸说为可取。
    最后，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即元代“四海测验”仅测纬度，未测经度。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在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行(张遂)的主持下，实测河南的白马、浚仪、扶沟、上蔡处的晷影和“北极出地”，算出北极高差1度大约为351里80步(唐里)，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天文大地测量[13]。至元十六年，郭守敬又主持了“四海测验”，在南北长约5500公里、东西宽约3000公里的广阔地带上，建立了27个观测站，进行纬度测量[14]。通过这两次测量，我国天文学家对纬度(古代称之为北极高)的概念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至于经度，元初耶律楚材虽提出“里差”这一朴素的经度概念，苏天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地方时的概念[15]，但认识总不及纬度那样清楚。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制作西域仪象，将绘有经纬网格的地球仪传入我国[16]，但仅此一件地球仪，又无经纬度概念及测量方法，其影响甚微。明末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才将西方经纬度概念和测量方法传入我国。其后，徐光启在《礼部为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中说：“唐以来始知有地之纬度。……若地之经度，惟利玛窦诸陪臣始言之，亦惟彼能测验施用之”[17]。徐光启曾在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主持过纬度测量及经纬度推算，对这方面的情况当有较多的了解，他的说法自属可信。由于上述原因，本文在考辨元代“南海”测点地理位置时只论其纬度，不考虑经度。
    注释：
    [1] 《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2]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441，广州府1。
    [3] 该书仅有残卷，保存于北京图书馆，另《永乐大典》卷11907保存一部分。
    [4] 元制为365.25度。
    [5] 《元文类》，卷17；姚燧：《仰仪铭》。
    [6]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4卷，天学，第一分册，页275～276。
    [7] 黄金森：《南海黄岩岛的一些地质特征》，载《海洋学报》2卷2期，1980年6月。
    [8] 义太初：《琼管志》一书久佚，兹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7《广南西路•吉阳军•风俗形胜》转引。
    [9]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的赵汝迁序。
    [10] 参看[日]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文殿阁庄据国学丛刻本1936年重印本“万里石塘”条。
    [11]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载《文物》1976年第9期。
    [12] 广东博物馆：《西沙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页2～5；《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
    [13] 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天文史整理研究小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天文大地测量及其意义》，载《天文学报》17卷2期，1976年12月。
    [14] 厉国青等：《元朝的纬度测量》，载《天文学报》18卷1期，1977年6月。
    [15] 厉国青等：《我国地理经度概念的提出》，载《科技史文集》第6辑，1980年。
    [16] 《元史•天文志》。
    [17] 王重民编：《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卷7。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