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新冠疫情的持续发展，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我国需要面对疫情冲击下的不确定性，并谋求发展。十四五规划做出畅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强调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一带一路”内外联通的战略大走廊是促进国际大循环新格局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世界新的贸易轴心和产业协作、共同发展的国际大平台，更是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阵地。环南海周边国家及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发展的首要对象[]。同时，环南海区域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之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自然条件、制度背景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塑造了环南海区域独特的城市化过程与城市体系格局。

近年来，学者聚焦环南海国家及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与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针对区域内整体的城市化进程，有学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①城市化初级阶段（1950—1970年），区域内各国以工业化为核心进行经济建设，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除少数几个城市型国家和地区之外，城市化率开始缓慢增长；②城市化加速阶段（1970—1990年），由于经济政策的变革实施，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不断加强，区域整体城市化发展速度远超世界平均水平；③城市化稳定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城市化高速发展之后带来的问题逐渐凸显，区域内各国调整经济政策，城市化增速放缓，城市发展政策由提速转向提质[-]。环南海区域的城市化增长模式研究方面，有学者发现城市化趋势与人口的增长具有极大的相关性，呈现出随人口的无约束空间增长模式[]；Boon-Thong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环南海区域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有超级大都市发展、大都市区域扩展与城市卷积三种可识别的城市增长模式[]。针对区域内城市规模、等级、空间结构等城市体系的研究方面，Zhang等人利用航海网络数据发现环南海城市群极化与区域化并存，呈现特定的幂律分布特征，城市群内部联系十分密切，并呈现核心—中间—边缘三层的城市空间关系[]；而唐菁菁等学者认为以东盟为代表的环南海区域以单中心结构为主[]。另外有学者对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的城市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从可再生资源扩张、城市复原力、土地利用变化等视角分析城市扩张模式，认为环南海区域城市化扩张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且将关键挑战总结为“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同时减少城市（和农村）贫困，保护地方、国家、区域安全与环境”[]，并对城市的可持续性进行研究[, ]。研究方法上，万庆、王志宝等利用城市首位度分别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和东亚城市体系进行研究[, ]，发现中国城市以及东亚城市均符合首位位序—规模分布；方创琳、杨晓军等利用城市基尼指数分别从城市群和全国尺度对人口和经济集聚度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总体差异较大；阿里木江·卡斯木、陈利、孙小芳等分别利用人口数据进行城市人口核密度空间化分析[-]，认为亚洲和非洲城市具有明显的人口密集特征。

总体上，环南海区域在自然地理条件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各方面差异较大，国家尺度之间的城市化进程差异明显，已有研究结论难以形成一致性观点，因此需要对环南海内部不同类型的城市化进行区分，既关注区域内城市化的一致性，更要进一步发现城市化过程的差异性。与此同时，环南海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的研究目前主要以国家尺度为主[, ]，空间结构尚不明晰，需要从不同空间尺度去理解区域内部结构和关系，以及通过较长时间尺度的数据厘清城市化过程，更新和挖掘对现状的认识。基于此，本文利用1960—2020年城市人口数据，在剖析环南海国家及地区城市化发展阶段类型的基础上，通过首位度指数与空间基尼系数两个主要指标，结合核密度空间分析方法，进一步从国家尺度与城市尺度对区域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和人口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对厘清环南海国家及地区的城市发展规律有重要价值，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和南海航线建设、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等具体建设方案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对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与东南亚、“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区域概念不同，本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选取环南海国家及地区的研究范围，包括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11个国家和地区。至2020年末，区域总人口为20.05亿人，其中城市人口11.58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