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1(Fig. 1)

高水平城市化国家以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三个城市型国家（地区）组成。1960年，三地城市化率已经高达85%，处于城市化发展后期阶段，城市化发展稳定成熟，1995年实现全部城市化（）。其中，新加坡较早进行工业化发展，以外贸导向型经济为主，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在2018年新加坡成为全球四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在2019年成为全球竞争力排名第一的经济体，新加坡的城市化始终处于区域最高水平[]。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仅次于伦敦和纽约，80年代以来进行产业转移升级，城市化发展迅速，90年代基本实现全部城市化。澳门经济发展以轻工业、旅游业为主，是中国国际贸易自由港之一，城市化处于较高水平。作为城市型国家（地区），新加坡、香港和澳门的城市化相较于环中国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地区），城市化发展特征具有典型性与特殊性。

图 2(Fig. 2)

该类型国家（地区）1960年城市化水平处于在25%—45%之间，之后经历了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进入城市化发展后期。其中，马来西亚与文莱发展速度较快，较早进入城市化后期发展阶段，菲律宾自1990年以来城市化增速放缓，城市化率和发展速度均落后于马来西亚与文莱（）。

图 3(Fig. 3)

不同于高水平发展类型的国家和城市以金融、旅游和轻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本类型中工业生产对推动城市化进行的作用至关重要。具体来看，文莱由于石油与天然气资源丰富，较早实现产业的非农化发展，城市化一直处于东南亚地区前列，城市化较早进入后期发展。1958年马来西亚颁布“新型工业法”促使工业发展从初级产品转向新兴工业部门产品[]，菲律宾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经济基础较好，率先发展替代加工业从而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最好、现代化最高的国家[]。1991年马来西亚实行“第六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更进一步，城市化发展迅速，与菲律宾的城市化差距拉大。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急剧下降，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冲击，区域内城市为应对危机制定新的经济转型计划来吸引全球企业[]。菲律宾由于政治社会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其外资引进具有不稳定特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呈现负增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城市化增长速度急剧下降[]。进入新世纪以来，菲律宾在金融、工业贸易、农业等领域进行经济发展改革以恢复城市经济发展[]。文莱与马来西亚新世纪以来城市化率达到60%以上，文莱接近80%的城市化率，城市化增长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