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高增长/低规模”与“高增长/高规模”的城市由于持续保持较高增速，特别是深圳、吉隆坡、昆明、宁波等特大/大城市经济发展基础好潜力大，且以创新型和服务型行业为主导产业，其城市进一步发展存在更大潜力。清迈、北榄、绍兴、常州等城市虽然人口基数低于主要城市平均值，但均进入2020年全球城市500强排名①，说明其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将持续吸引大量人口，近期将进一步集聚发展。而“低增长/高规模”与“低增长/高规模”的城市中，例如曼谷、新加坡等城市，根据2020年全球城市500强排名其旅游指标进入前十，后疫情时代全球旅游复苏和反弹情况下，其发达的旅游业可能为城市带来众多的就业机会，人口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城市化水平也将随之提升。从近60年的总体人口增长趋势以及各城市的发展战略来看，起始城市化程度低的国家（地区），主要城市未来一段时间内，人口还将进一步增长，城市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城市化潜力较大。而中等城市化水平国家，首都城市规模已然十分巨大，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城市化潜力相对较低，而次一级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人口规模都将进一步扩大。

由此可看，高水平城市化国家（地区），受地域限制，其城市人口规模较大，空间结构单一，人口分布集中，属于典型的城市型国家（地区）。中等城市化水平国家，首位城市人口规模大，单中心结构突出，首都城市集中了大量人口，人口分布的中心集聚特征明显，但随着其他省会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主要城市的人口集聚在不断加强，单中心结构有减弱的趋势。起始城市化程度低的国家（地区），人口规模大，城市规模等级结构清晰，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口空间分布较为均衡，而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的人口单中心空间结构明显，总体来看主要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还在不断增强，首位城市有进一步集聚倾向。

本文基于首位度指数与空间基尼系数两个指标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环南海国家及地区的城市规模分布情况，结合各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进一步分析不同城市化水平类型国家及地区出现的城市规模分布差异特征与主要城市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环南海国家及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是区域内各国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等多个要素相互作用影响下的结果，由于各国内部要素之间差异较大，城市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而言环南海国家及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大部分已进入中后期，城市化总体呈减速发展。其中，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城市化已进入成熟发展期，文莱、马来西亚两个起始阶段城市化率已相对较高的国家目前进入城市化发展后期，中国大陆、印度尼西亚、泰国在60年间发展迅速，菲律宾近30年来城市化率增加有限，而越南和柬埔寨的城市化仍处于相对低速发展阶段。②区域内主要城市规模等级不断提升，特大城市、大城市数量逐渐增多，但区域范围内各国内部城市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三种城市化发展类型的国家及地区城市在初期均呈现典型的首位分布，城市体系以单（双）中心结构为主，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随着国内次级城市与中小城市发展，单中心结构有减弱的趋势。越南与柬埔寨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其首都城市与首位城市人口仍处于高度集聚阶段，除文莱受国土面积限制，城市化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及地区，城市的规模分布具有相似性。③区域内各国主要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均以首位分布为主，但各国主要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异。1960—2020年主要城市人口规模持续增长，区域内各国主要城市由于在经济上具有巨大的发展优势，拥有众多的就业机会，将持续吸引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城市规模与城市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泰国等起始城市化程度低的国家（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主要城市人口还将进一步增长，城市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其城市化潜力较大。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城市化发展后期的国家及地区，首位城市可能出现集聚不经济现象，首位城市的集中指数出现减小的趋势。

在“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环南海国家（地区）内部城市化发展的巨大差异，城市体系发展的不平衡，对中国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大的挑战。而城市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需要我们对政策落脚、合作实施的城市进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研究环南海区域中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等丝绸之路经济带南线核心节点城市，对建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有重要意义，也可为我国区域和地方发展政策实施提供参考，如广东—广西共同推进的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同时，中国作为环南海国家及（地区）的中心国家，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周边国家资源，提升自身影响力，应对当前全球经济出现的新挑战。